汉字被革命后，书写何去何从？

* 本文摘自《汉字革命：中国语文现代性的起源（1916-1958）》后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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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钟雨柔

大疫之后，译作完成，写这篇后记意味着定义我个人漫长启蒙时代的问题终于必须画上句号，写后记也意味着我关于汉字革命和汉字革命者们的思考终于必须接受中文世界的审视。欣欣然而惴惴不安，不言自明。

我的第一本书能被收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要感谢三联的冯金红和钟韵两位老师。但三联对作者和作品的要求，意味着为译著质量计，我也有责任成为译者。因为我古怪的英文书名和一系列只属于我的概念，再高明的译者恐怕也会头疼；即便是作为作者，我自己也拿捏不好分寸，惮于置喙。不说“一名之立，旬月踯躅”，至少也是译著大事，不敢造次。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千可博士助我一臂之力，和我共同承担了翻译任务。张博士负责第2、3、4章和第5章的部分，我负责导论、尾声、第1章和第5章的其余部分，另翻译整理索引，并负责最终统稿。翻译过程可谓漫长。作为拥有“最终解释权”的译著者，我一面感激居然在英文书付梓之后还有机会修订自己的专著，一面怀疑自己时常为概念和中文表达的“信达雅”而选择背弃文字层面的“信”，这是否为译界所不齿的便宜行为。译者和著者的双重身份引发存在危机：译者的任务要求对原文的忠诚，即便要在意译和硬译间来回摆荡；著者的责任要求对思考忠诚，即便只能放弃原文进行再创作。但是持续思考的著者，又怎么会“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如果作者操刀翻译选择舍原文而近意义，那么译著的根本又在哪里？持续的自我怀疑和枯燥的自我翻译中，我只好选择以赵元任、钱玄同的“数人会”的指导思想为行动准则——“吾辈数人定则定矣”。自然，定稿中的所有错漏，吾必负全责。

1923年《国语月刊》刊行的汉字改革号

这本小书的完成，从我最初对五四白话话语起疑，到最终决定以“汉字书写学”总结20世纪汉字革命的成果，跨越十载有余，其间得到太多师友和机构的帮助。长长的致谢名单，已敬录于英文版的“致谢”中，此处不再赘述。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自英文版出版以来，为本书慷慨点评的众位书评人，尤其是林少阳、刘津、范钟秀、王一丹、张秀阁，以及Zev Handel, John Christopher Hamm等学人，当然还有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匿名审稿人。译稿吸收了诸多书评人和审稿人的批评意见。中文书评尤为精彩，这让我分外期待中译本问世后的讨论。书评中的真知灼见，让我看到继续推进中国语文和文学研究的若干可能性。书评里的同情之理解，也让我再次体认到汉字革命的意义。

这本小书发端于我对于“废汉字”的疑惑和好奇。汉字为什么被革命？为什么在20世纪转捩点被革命？革命的规模和进程如何？参与者几多？如果取信于一手材料，相信20世纪的汉字革命曾一度浩浩荡荡、一呼百应，是有汉字以来千年难见的奇事，那么为何时过境迁，文学史和大众文化记忆不再把汉字革命当作意欲撼动文脉、影响中国语文和文学的大事件？支持废汉字的核心人物，从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到白话文之父胡适，再到一众以鲁迅为首的现代文学大家，可曾担心汉字尽废之后的中国语言学、白话文和中国文学还是否“中国”？中国语文和文学的基本面貌在汉字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中发生了何种变化？这些变化对今天的中文书写和理论生产的意义又是什么？

这一系列的问题涉及三个面向——文字革命的历史、文字与文学的双生革命、文字革命的理论意义，是这本小书立志厘清的三个主题。学理层面的探讨，书中自有展开；至于是否有说服力，完全交给读者评判。这里谈一下完成中英两个版本之后，这三个主题教给我的三点启示。

第一，不吃后悔药。“后悔药”的说法来自李零先生的《鸟儿歌唱》，说的是启蒙、救亡和革命可以并存，没必要吃后悔革命的药。汉字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也是“弃旧图新”，启蒙与救亡并存。庆幸汉字未被真正革命是一回事，后悔汉字经历过革命洗礼、假装汉字革命从未也不应该发生完全是另一回事。汉字革命是现代语音中心主义在世界范围抬头的重要一环、是重塑中国语文基本面貌的历史事实，大可不必一想到拉丁化、罗马化就如丧考妣，一对比繁简汉字就痛心疾首。汉字依靠自身传统，结合理论，最终得以留存，自是好事；但是汉字和使用汉字的人们经历过的关于启蒙、平等和自我解放的考问，不应该被忘记。文字、文学、文化与政治的革命母题，彼此紧紧缠绕，不可分割。承认汉字和中华文化经历过千年不遇的危机，是认识20世纪革命的基本前提，是批判地继承文的传统、汲取革命经验教训的必要条件，也是应对下一次可能到来的危机的重要准备。

第二，不迷信“西药”。20世纪汉字革命的指导思想——现代语音中心主义——就是一味西药。这当然不是说中国文字和文学内部没有重视“音”“韵”的传统，而是说将语言凌驾于书写之上的形而上学是伴随着语言学、民族国家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东进的舶来品。摸爬滚打了近半个世纪，汉字革命的中止与一定程度上的解决，靠的正是不迷信西药、中西医结合的办法。道理虽朴素却不简单。此间的中庸之道要求我们了解西方批判理论，重视非西方的理论生产，珍视自己和其他文化的理论资源，以平等的、问题为导向的方法讨论和解决难题。所以，我的英文书名挣扎再三，定为Chinese Grammatology（汉字书写学），意在突出汉字革命内部生长出来的批判理论，以汉字拼音化为主轴，遵循语音中心主义的同时实现其内爆，最终回归汉字书写。之所以挣扎再三，是因为虽然不情愿让法国理论（解构主义）再次占据理论中心，但是更不甘心中国理论（以唐兰先生为代表的文字学和现代古文字研究）在批判理论上做出的重大贡献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回到不迷信西药的基本原则，中文语境里德里达的重要性似乎更应淡化处理，故中文书名放弃直译，回归“汉字革命”，以凸显这场运动对于中国语文现代性的意义。以字为本，探究人文之元。

《国语四千年来变化潮流图》，黎锦熙绘

第三，不吃自大药。即便经历了20世纪汉字革命的洗礼，汉字仍是人类四大最古老的书写系统（苏美尔文字、古埃及文字、玛雅文字与汉字）中唯一沿用至今的活文字。这值得所有认识和热爱汉字的人感到欣慰和骄傲。但由此结果反推汉字不可撼动，中华文化无往不利，那不仅反历史，而且将全面错过继承汉字革命正向遗产的机会，重复中国语文和文学实践的困境。结合不迷信西药，汉字革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双重觉醒”的必要性。值得一提的是，“一战”时赴法华工傅省三一早就阐述过双重觉醒的道理，所谓西方优越和“天朝大国”都是迷梦，只有破除迷梦才能真正生发出“那强国爱国的心”（第3章）。既然要强国爱国，那就不能忘记汉字革命的宝贵经验。首先，汉字要保存也要进步。

其次，方言与国语不一定必然对立。既然正向的语音中心主义主张所有人、所有方言都有发声和被记录的权利，既然标准语文已然确立，那么语音中心主义的离心力未尝不能转化为语言、文字、文化和思维的多元化和丰富性。保留汉字、统一书写的前提下，打开耳朵、锻炼口舌，尽可能学习各地方言，不啻为在后革命时代践行汉字革命的好方法。如此便有望实现章太炎的期许—“合天下之异言以成新语”。汉字革命对于中国语文近乎乌托邦式的改造愿景，总结起来无外乎为汉字加强表音能力，主张正向的语音中心主义，提倡人与人、语言与语言间的平等。用谭嗣同的话说：“故尽改象形字为谐声，各用土语，互译其意，朝授而夕解，彼作而此述，则地球之学，可合而为一。”再次，如果20世纪文字文学的双生革命最终指向的是大众书写的兴起，那么后革命时代，我们更应该思考大众书写的意义。大众书写四个字看似简单，其实却是激进且难得的进步主义，绝非民主大旗麾下的必然结论。要知道，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原本要求“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剥夺言论、书写和出版的自由”，最后去掉“书写”，只保留更安全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大众书写的能量可见一斑。后革命时代，似乎所有人确实都在书写，但是全民书写的今天究竟是众声喧哗而众口一词，还是众生实现自我启蒙之后发出的心声与新声？汉字革命后，我们更应探索大众书写自我丰富的可能性，讨论普罗文艺的质量和标准，尝试突破20世纪革命文学与文化的局限，真正做到鲁迅的要求——“将文字交给一切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字革命虽然中止，但革命事业不可停歇。

这本小书是我个人学习书写的起点。我要把它献给我的母亲戎跃鱼，感谢您和我一起考文知音；我还要把这本小书送给我的孩子王大锺，我们一起认字看世界。

转载自公众号“三联学术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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